与友中相识已久，但暌隔千里，打交道不多。现在有幸一读他的散文集，深感文如其人。正像他所引用的格言：“人不失本色，文但求自然”，这位自称从“茅屋里出来的山里人”，以“三学”（教学、文学、办学）自勉自砺。这一篇篇文章，便是他做人和为文的业绩与实证，也深深地打动了我，从而又对他有了新的认知。 我对散文一道知之甚少。广义地看，一切非韵文的诗词之类，皆为散文；狭义地看，凡非虚构的叙事、写景、状物、议论和抒情文章，都算散文。不过，任何文体都得讲思想性和艺术性，也就离不开真善美的追求，良知和人性的阐释，价值观和责任感的展示。而当今一些平面媒体上所见的散文，琐细平庸，苍白阴柔，无病呻吟，故作风雅者居多；不是风花雪月的咏叹，就是矫揉造作的抒情；充满小感触，小伤怀，小情趣，小男人小女人的啼声泪痕，小宠物小摆设的抚弄玩味，怎一个“小”字了得！于是，我多么企盼能看到气势恢弘、广博丰瞻的“大”散文，讲究内涵、结构和文采的“美”散文，具有浓郁地域色彩和生活气息的“土”散文。从这个前提出发，我以为友中的散文，颇得个中真谛，给我留下了不寻常的印象。 一是真。真实是一切艺术的生命，散文更须真情实感。这里，“真”还有本真和率真的意思。本真是原汁原味，具有原始的生命力；率真是不矫情，不掩饰，直抒胸臆。这在集子的第一辑“怀土情思|”篇和第二辑“孤寂童年”内，有着充分的体现。那偏僻的山村“雁上唱”（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），那“集客栈饭店路寮茶亭寄存处于一身”的三座茅庐，寄寓了作者多少童年美好的回忆，沉重与欢快交融的乡思。山民的穷苦生活，“文革”浩劫的遭遇，都在作者笔下得到如实的呈现，成为时代的见证。 二是亲。亲是亲切亲情的再现。作者如数家珍，让我们如临其境地感受到“深山旅店”的异样繁忙，挖薯刨薯的艰辛，砍柴担柴的甘苦，捉蟹捕蛙的情趣，赶集赶路的心态。还有，太平岭险阻变通途的历史，温州鼓词演唱时的热闹，逢年过节送纸绷包吃三碗头的场景……林林总总，这浙南乡村的习俗风貌，山民农夫的淳朴性格，百姓人家的亲善融洽，无不描绘得历历在目。没有亲身切近的体会和驾驭文字的功力，是写不出如此生动具象的篇章的。 三是雅。雅乃文采和识养的反映。所谓散文贵在一个“散”字，我以为是指结构上的纵横捭阖，论述上的旁征博引，行文上的锤炼推敲，立意上的推陈出新。作者在这方面也有着自己的特点，一是“三句不离本行”，作为教师，他总是联系其教坛生涯，不忘对当前教育得失的臧否，对莘莘学子的循循善诱，对青年后生的启迪期许；再是他的乡土情结，无时不体现在文章里，对家乡山青水秀的珍爱自豪，对故里茅屋晨暮的怀恋眷顾，对邻里乡亲的深情厚意。还有他对家乡历史沿革、文化传统的熟谙了解，信笔拈来，便具一定的认识价值，使读者有所裨益。 四是奇。内容稀罕是一奇，主题立意奇特也是奇。前者指不少篇章如上所述，很少见诸他人的著述；后者是指有的文章如《杜甫草堂忆草堂》，写去成都杜甫草堂的游览，笔锋一转，由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，写到儿时自家茅屋修建更新时的劳作艰苦，从而论证杜甫“屋上三重茅”并不富有，批驳《李白与杜甫》一书对诗圣的不公与牵强附会。顺理成章，奇得有理有据。又如《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》，本是写朝圣的激情和对韶山的景仰，却写到对伟人乡亲惟利是图、纠缠招商的厌恶，对神化和个人崇拜的不以为然。虽奇峰突兀，应是实在入理。 五是深。诗有诗眼，戏有戏胆，文章当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深远的旨趣所在，而不是繁锁的描述考据，泛泛的议论感喟。作者从千岛湖的纯净，想到淳安县人民为“淳”而弃“安”，换来大自然一片净土；由“麻雀的命运”，联系到家园的更迭，世事的变迁，保护生态环境的迫切；由“乐清湾畔摄烽堠”（烽火台），写到当年抗倭的悲壮，群众高涨的爱国情怀。不难看出，作者胸中的丘壑，内心的激情和蕴涵的思绪，是对祖国河山的一草一木的热爱，是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一个作家、教育者的责任感，令人不禁感佩。 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”浙南的山、海、溪、镇，孕育着这一方的地灵人杰；雁荡山的奇拔，楠溪江的清秀，造就了它的文采斐然。“永嘉四灵”，代有传承，这里出生的近、现代作家们，多系关注现实、体恤民生疾苦之作，文风则崇尚“自吐性情，靡所依傍”。证之以友中的作品，洵不虚也。另一层意思是，篇什在精而不在多，友中的散文数量不算丰富，但内容厚重而有况味，个性突出，读之如行山阴道上，目不暇接。惜于他是业余创作，视野和收获不免受到限制，期待他再接再厉，在此基础上，取得更大的成绩。 2005—10—25于 台湾光复纪念日
（作者系中国当代作家、著名编辑家、文学评论家，原《中国作家》杂志常务副主编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