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天，我在蒲岐与20多年前相识的臧老伯邂逅相遇，寒喧，叙旧。他说当年住在你家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稀有的铜脸盆、大铁锅和可口的腌萝卜。 此话激起了我记忆的涟漪。我的故园仅三座茅庐，在浙南的一个偏僻山谷里，但在那个特殊时代却成为浙南最大的自由市场。每逢农历二、七之日集市，人山人海，货满山谷。我家的几间茅棚成了深山旅店，集客栈饭店路寮茶亭寄存处于一身，纳凉避雨歇息聊天进餐喝茶水存放货物。那脸盆我至今珍藏着，金黄的外表有许多斑点，铜垢，洗不掉，像老人斑。边上有一道两公分深的裂缝，已补上了——连补上的铜片儿也长铜青了。底部一处用锡焊过，留有灰色的一横，无文字图案。何时进我家门也就无法考证了。它几乎昼夜忙碌，啷啷声不绝——那些集镇、海边人即使夏天，看着龙眼似的溪水就不敢洗，说是太冰了不习惯，要用脸盆舀汤洗。我家的铁锅二尺八直径，大得远近名闻，一锅米饭够二三十人吃。母亲腌制的生萝卜清脆可口，客人每顿都叫加菜。 集市的头天夜晚 顾客达到高峰。这儿前无村后无店，永乐两路人马喜欢到我家住宿。顾客的树木竹柴之类叠在院子里；虾皮鱼干盐米鱼鲞猪肉细面等均挤进屋内，有的不放心绳子系了又捆，捆得严严实实搬到自己的床前甚至床底下。本已拥挤的茅屋里，弄得连人 也无处立足。盐巴咸鱼流卤，使地面终年潮湿。一张板床睡三四个人，他们有的三五成伴，有的萍水相逢，但同是天涯谋生人，有着类似的酸甜苦辣坎坷经历，因而就有无限的共同语，话语中少有酸楚和哀伤；多有黄莲树下唱戏——苦中有乐。辟如四人一床，挤得无法转身，便讲起故事来：从前有几个青年人想观赏一个漂亮的尼姑，敲不开尼姑 的门，他们便说 睡在一条扁担上，睡18个人，还说宽余得很。尼姑觉得好奇，便开门看……哈哈哈。以此说明四人一床并不很挤。有的谈身世浮沉 家庭琐事，有的说古今 逸事大事，有的侃生意经，也有的谈论男女私情…… 有一位30 来岁的背树客，说自己这捆树从永仙叫交界18块钱买来。途经五关——五个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。五关都设在要害 处，白天根本无法通过，夜里也要走避路。所谓避路就是要翻山越岭，比原来多走几倍甚至十倍的冤枉路，所谓路其实也不是路，是些羊肠小道山路牛路有的无路。辟如最后一关花坦公社，本来只有十几里，个把小时，可是我们要从北边的乌龙坳经过，起码有五六十里，都是峻岭，一边绝壁一边万丈深潭，白天也叫人半条命。可是白天我们还没这个胆量，一旦给望远镜望着，还逃不过如来佛的手心。我们只能选择夜里，如果晴朗的夜还算幸运，雨夜就更遭了。我们用手电筒，但有光不能明，得将手电用红布包住，挂到脚前照明，隐隐约约，即使给发现了，也只当鬼火萤灯混过去。有一次，肚子饿了没力气，黝黑黝黑的山道，在一个陡坡转弯处撞了一下，差点儿颠入溪潭，拼老命才挣扎住。如颠下去死了倒没事，如受重伤了，就连相救的人也没有，要等死。后来我反复考虑还是命要紧，就在哪儿等到天亮，连走带爬，到一户人家讨了顿饭吃，而后回来背树，然而，财命不相连，夺树的果然在岭脚——西横头等着，几天的汗水白流。像这一次就给我闯成功了，昨天傍晚，我靠山脚走，夺树的见到就追来，高喊“站住， 再逃就打死你！”我逃，拼命地逃，慌不择路，前面是一丈多高的地坎，我别无选择，抱着树就跳下去，那几个人站了一会就退走了。他们大概看我连老命都不要了，如过来夺树一定会跟其拼命， 他们大概 也 想到：树与命比，还是命要紧。 不过也有落网的时候，有一次夜里我大着胆子闯关，那些整天守着的打办人员，就冲出来蒋介石打红军似的前堵后截蜂拥而上，几人把树抬走，我紧抱着树不让抬，求情说：我家上有80多岁的爹娘 ，下有五个孩子，八九个人全靠它呀，我累死累活，一天赚不到三四块钞票啊！行行好积积德 ，放了我吧！他们却说：“你想造反，把他抓起来！”真的把我拉到公社的楼梯下关起来，说是烦固的投机倒把分子，还被打了一顿，连饭也 没吃，倒被蚊子吃了一夜。海边买卖海产的臧老伯也有自己的传奇：我今天上来那边打办的正在拦检，我打听到就避开，把货蒇到一位农民家里，从农民家借了镰刀竹扁担扮作砍柴人混过来，这个集市我只能卖上次留下的陈货了。我的盐巴也险些给抓住……每人每一担货都有一段传奇。未谙世事的我像听故事一样津津有味，鼓动他们多讲，直到母喊睡觉才勉强离开。而脑子里还浮动着他们的传奇。母亲叫我做的事是专给顾客提供鞋子。这些客人脚穿草鞋 。洗脚后上床前要换双鞋。于是得把家人穿过的、将扔垃圾堆而未扔的蒲鞋布鞋雨鞋礼士鞋解放鞋……尽家中所有，全都搬出来，这些鞋子不知经过多少脚，破兮兮脏兮兮油垢发亮臭气四溢。我把一双双排好队，让需者自取，但有的顾客洗毕把脚架在脚盆上，装作下不来够不着的样子，非要你递给他。我便用脚踢足球似的踢给他们，他们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啊呀，你这孩子恁懒惰，长大娶不到老婆。” 自己有时一家挤在一床；有时连自己的床都让给客人了，龟宿在柴仓里过夜。 客人为了占好的摊位，鸡叫头遍就吵起来：“阿嬷，阿嬷，煮饭呗！”母亲睡下还只三四个小时，睡意朦胧地回答：还早哪，天还很黑，路也看不见。“没事的，我们有手电筒，迟了没好摊位，会影响生意的，阿嬷，行行好，把我们五人的饭先煮吧 ，放四斤米。”母亲点亮油灯，打着瞌睡，拿起秤、小笸箩，一钱不少地称了四斤米洗净下锅。第一批客人起床了，铜脸盆给弄得铿铿响，吃饭时生萝卜嚼得山响，饭后搬货挑货一阵杂乱声。第二批、第三批……母亲一直忙到七八点钟。紧接着那些夜行人又来了，老远就高喊：阿嬷，饭煮五斤米恩！他们一卸担不管泥地柴草躺下便呼呼大睡。待母亲煮好饭整好菜吆喝一阵，他们才迷迷糊糊惊起，盛上满满的一大碗，两三分钟又一大碗——简直在倒饭下胃，他们实在太困太饿了。 有件发生在饭桌上的事我还记忆犹新：一天夜晚，如豆的油灯没多亮度，桌上放着一大碗猪食——烂薯丝粥，黑不留湫，又苦又臭。母亲忘了端掉。其中一人早已注目此物，以为这是什么佳肴，一开饭就抢先动筷，吃了一口，默不作声，流露出其味甚佳的样子；另一人估计其味肯定不错，也夹一块，也不开口；第三人也动筷……直到最后一人尝了一口，全桌8人才哄堂大笑。 晌午又一个高峰。它以进食为主。出手木头的永嘉客人，摘下尖顶的旧斗笠，放下档拄叉，“阿嫂饭煮三斤米，把这刀肉烹熟放点盐。”说罢挨着桌子坐下，如卸千斤重担，挨着他坐下的还有一男一女，可能是其子女。他掏出钱袋数，边数边算：背了五天，三个人，共赚45元，平均每天3元。还好，还好，还算顺利，这几天有一顿没一顿的，啃点麦饼粟饼喝山水过日子，日昼，你们吃个饱，白米饭加肉，放开肚皮吃！我们的收费标准是：住一宿吃两顿（不含大米）三毛钱，煮一顿饭一毛钱。像这父子仨菜自备，收一毛五。可他硬要给两毛，母亲执意不收。父亲去捧了几块大红薯，说：“这几块你们带着路上吃吧！”纠纷总算解决了。 日暮，集市上如果买空卖空，我家会有片刻清静，不然，过剩货物纷纷 过来寄存:木头堆放在屋后空地上；海货 藏在家里——厅里床头挤得水泄不通。海货发孝腥臭终日。 因而，我家的泥地很潮湿，客厅里过几月地面上的泥土就会突起来成为馒头形小山，要刨掉；用柴量特大，全家除母亲外，都是砍柴工，但遇到几天连续下雨，就会没柴烧，一大捆的柴禾进去不到两小时就没了；用水量也特大，几乎一人专门从溪里挑才供合乎求。 从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，这个深山旅店一直这么兴隆，前客去后客来，吹烟熄了又冒冒了又熄，有时整天冒，母亲陀螺般不停地旋转着。 我的旧宅被火后，现已成废墟一处——茅草峥嵘，藤萝倒挂，但它却永远留在听过见过参与过的——像我、臧老伯之类的人们的心里，因为它是历史的一角，时代的见证。
2004.9撰，发表于2005年6期《美文》
